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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的审美和艺术家的再创作受到批评 文物修复为什么会有争议？

近年来，公众对文化遗产的热爱和关注是有目共睹的。除了像故宫、长城这样的重量级IP，很多不知名的民间文物也开始受到关注。

前不久，艺术家储炳超的一个展览引起了争议。他修复和再造了山野、陕西、甘肃和宁夏的50多尊陈旧和破损的雕像，作为展览的内容。他的做法受到了舆论的批评和质疑，很多业内人士也公开表达了对此事的看法。有人认为，个人擅自修复文物、创造文物是对文物的破坏；也有观点认为，过度管理不明文物有越界之嫌，不应滥用道德大棒。

近年来，类似事件不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此前，安岳县人民自发修复佛像，因其华丽的色彩而被批准为“农乐美学”。无论是去年乐山大佛修复结果的讨论，还是对这片散落荒野遗址再创造的质疑，公众的讨论仍然围绕着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也是遗产保护的一个核心问题。

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颁布，五年后，作为实施《公约》的纲领性文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颁布，“真实性”、“完整性”成为遗产保护领域的基石。其中，“设计、材料、工艺或环境”始终是验证真实性的核心内容。随着专业理念和信息的普及，文物修复的“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少干预”、“以旧换新”等基本原则逐渐为大众所知。为了保护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是经过反复思考和多方博弈得出的最佳方案，具体情况往往比较复杂。当在实践中实施时，这些原则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选择历史价值

其实不管东西方，人们早就对有历史祝福的东西感兴趣了。思想的进步和情感的丰富使人赋予物质各种各样的意义和联系，但物质不可能永远存在。因此，修复以及如何修复就成了一个问题。作为世界闻名的巴黎圣母院，自12世纪建成以来经历了几次变化，在法国大革命中再次遭受重创。1844年，历史学家和建筑师维奥莱特维奥莱特勒-杜克和他的伙伴接管了修复工作。19世纪的法国，人们开始注意到历史积累对文物的重要性。

作为当时风格主义复辟的代表人物，乐杜克对文物史料的态度是严谨认真的，他运用了许多实践中沿用至今的操作规范。在他的主持下，修复了教堂的彩色玻璃和精美的画作，部分柱间内墙恢复到12世纪的状态，建立了标志性的尖顶。但当代人在修复历史文物时，总是存在技术、审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局限性，所以他提出修复不是整理修复，而是将建筑恢复到符合风格特征的状态，即使这种状态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存在。

虽然没有人能质疑勒杜克在专业领域的地位，但他主持的《巴黎圣母院》仍然存在争议，因为他没有充分尊重建筑的历史性，加入了许多个人的创作和展示。十二门徒的雕像中，甚至有一个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的。乐杜克的保护理论严谨而误导，但经过不断的揣测，人们还是选择把尊重历史放在第一位。即便如此，这种修复并没有阻止圣母院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

基层的难题

并非所有的文物都是巴黎圣母院。为了保护文物，必须建立普遍的规则。经过多年的思考，人们对文物的历史价值达成了共识。面对这种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每个国家都探索了一套自己的文物保护方法和体系。中国是文物大国，也不例外。但是在基层实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不可触及的角落。首先，文物保护单位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原则，并不是所有的古文物都能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物”在“保护单位”制度之外，虽然国家仍然承认它们具有一定的遗产价值，但并不像文物保护单位那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另一个问题是发现和普查。2011年，历时5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束，新增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3.6万件，占登记文物总数的69.91%。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个数字不会就此止步。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我国考古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前没有被发现的遗迹，将来也有可能被发现；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在遗产保护理念上体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新的遗产类型将逐步出现并被接受。比如21世纪初，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它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自2006年《无锡建议》形成以来，“工业遗产”逐渐成为我国文物系统中需要关注的遗产类型。

文物的保护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能完成的。在文化事业中，官方与非官方的合作与博弈也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基层政府权力有限，需要开展前期调研论证工作来组织文物修复，需要一定的条件对具体对象进行调研。但散落在荒野中的文物大多能留下很少或没有史料，很难研究清楚文物的价值。即使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期修复也需要复杂的人力物力，基层政府的速度可能永远赶不上这些遗迹被发现和保护的速度。

文物保护要“透物见人”

到目前为止，虽然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在付诸实践时，历史语境并不那么容易把握。现有的文物保护技术只是帮助文物与时间赛跑，物质的兴衰是自然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保存这些文物？2007年，由中国牵头的“东亚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通过了《北京文件》，强调“在可行的条件下，尊重持续的传统做法”。如果说文物保护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那么文物的文化自然空间、社会意义和情感价值就成了不可忽视的因素。

许多古代石刻和雕像仍然保存在佛教文化影响深远的四川山区。在乡村，延续多年的信仰依然存在。这些遗迹仍然承载着村民的感情和希望。许多村民看到受损的佛像，心都碎了，自发地抢救修复。他们虽然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知识和艺术修养，但丝毫不妨碍他们的积极性。雕像修复后，因为当地人的信仰而诞生。如今，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仍在继续，公众舆论会嘲笑和质疑他们。但不得不说，这些文物对外人的实际价值其实很小，可能只是一条信息，但对村民来说，这些文物是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在什么文化背景下，自从人们开始在理论上探索和思考文物保护问题以来，修复问题似乎没有唯一的答案。文物保护其实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推测，一个关于历史、现在、未来的争论。在不同的情况下，三者之间的博弈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在文物方面，这些矛盾可能更加具体，可能是行政效率与文化事业发展的矛盾，也可能是践行文化保护原则与满足村民日常需求的矛盾。有些情况下，一时难以判断对错。未来，关于文物修复案件的事件和争议永远不会消失，但这种思维不应该轻易结束。